1968年那年的春天，南京军区装甲兵的头儿肖永银家里，冷不丁地迎来了两位河南远道而来的朋友。他俩一进门就自我介绍了一番，接着就从随身背的公文包里头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份红彤彤的文件，上头还盖着大红章子，双手递给了肖永银。

随后，那位客人笑眯眯地开口了：“肖司令员，您的支持对我们的工作太重要了，可得帮帮我们啊。”

肖永银一听这话，心里就犯嘀咕，立马抓过文件翻看起来，他急着想知道究竟是啥事儿。可这一看，肖永银立马气不打一处来。文件上写的，竟是让他帮忙查一查黄泛区农场那副场长王近山以前的那些事儿。

肖永银还没来得及发火，那位客人就接着说了：“肖司令，您和王近山以前是一起共事的，我们想请您站出来，说说他的那些往事，特别是那些有问题的部分……”

肖永银火冒三丈，他怒气冲冲地朝那两位客人吼了起来：“瞧瞧你们那农场，顶多也就万把人，王近山同志在那儿当个副场长，你们就当他成了大人物，想揪他的小辫子，跟他斗。人家王近山同志早都退役回乡了，你们还玩这些花样？我跟你们说清楚，王近山同志一点错都没有！”

肖永银发了大火，之后直接就把那两位客人给请出门了。这时候，他心里还是气呼呼的，脑海中不断浮现和王近山从认识到现在的一桩桩往事，鼻子突然一酸，眼眶里瞬间蓄满了泪水。肖永银使劲憋着，这才没让眼泪掉下来。

肖永银和王近山，那可是老朋友了，他们在打仗那会儿，建立了特别深的革命感情。肖永银呢，是河南新县箭厂河乡肖家湾的，不过以前这块地儿归湖北红安管，他1917年出生，比王近山小了那么两岁。说起来，他们在鄂豫皖那边搞革命的时候，就已经认识了，那时候啊，他们俩都还是红军里头的普通一兵呢。

1932年秋天10月份，红四方面军跑到了川陕那边，打下了川陕根据地。那时候，王近山当上了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的第10师第28团的团长，肖永银呢，就在王近山手下干排长。打那时候起，王近山和肖永银两个人就一块儿打仗了。

之后，肖永银和王近山一起走过了红军长征、抗日、解放以及抗美援朝的多场战争，合作了二十多年。在这些年打仗的日子里，王近山对肖永银特别关照，一直见证着比自己小两岁的肖永银不断历练和进步；而肖永银呢，不光把王近山看作是自己的老上司，还把他当作一个让人敬佩的大哥。

在抗日战争那会儿，肖永银和王近山都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共事。肖永银一步步干起来，从随营学校的连长做起，后来成了第385旅第14团的营长、团长，还升到了太行军区第八军分区的副司令员。王近山呢，他的路子也挺广，当过第一二九师第386旅第772团的副团长，第385旅第769团的团长，还做过第385旅的副政委、第386旅的旅长。不止这些，他还在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当过司令员，最后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4旅的旅长。

抗战全面结束后没多久，到了1945年11月，晋冀鲁豫野战军打算成立第六纵队。一开始，王近山被安排做了纵队副司令员，但很快他就接替了王宏坤，当上了纵队司令员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肖永银也被调到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，担任第18旅的旅长，直接归王近山管。

从那以后，肖永银就一直在王近山手下干活，他带着队伍打了不少仗，像邯郸、定陶这些大战，还有挺进大别山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，再加上解放大西南的一系列战斗，他都参与了，立下的战功数不胜数。

人们打交道时，总得有个慢慢了解的过程，肖永银和王近山两人之间也是这样。1946年8月初，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了陇海战役。那时候，王近山带着的第六纵队抢到了攻打兰封的任务。第六纵队那时候还算是支新兵队伍，这仗能不能打胜，完成任务，不光是他们自己，刘伯承、邓小平两位领导，还有其他纵队都在着呢。

王近山一回纵队指挥部，就忙活着要开作战会，布置任务。开会前，他先找肖永银聊了聊，打算把主攻的重担交给肖永银带的那第18旅。肖永银一听，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立马就应承下来，拍着胸脯保证肯定完成任务。对肖永银来说，这场仗可不简单，它关乎第六纵队的面子，他得带着第18旅打出威风，赢得最后的胜利。

不过，在战斗计划讨论会上，王近山还没开口安排具体工作，纵队副司令同时也是第十六旅旅长的韦杰，就先一步站了出来，说第十六旅想担任主攻。肖永银一听，心里头多少有点别扭，他原本以为主攻的任务肯定是落在第十八旅头上的。肖永银瞅着王近山，盼着王近山能讲上两句，好让韦杰放弃当主攻的想法。

那时候，王近山可真是左右为难，一边是自家副手、旅长韦杰，另一边是早先就商量好的肖永银。韦杰瞧王近山愣在那不吭声，又开始嚷嚷着说要打头阵。到了这节骨眼上，王近山不得不拿个主意了。他瞅瞅韦杰，又瞧瞧肖永银，开口说道：“永银啊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说说看！”

王近山把难题抛给了肖永银，意思再清楚不过了。肖永银瞅见王近山那为难的神色，尽管心里头很是不爽，但他还是开了口：“司令员，我听你的，你赶紧拿个主意吧！”肖永银这话一出，就等于是让了步。

王近山心里头一松，他朝着肖永银投去感激的一瞥，随后扭过头对韦杰说：“行嘞，那就动手准备干吧！”

兰封战役里，王近山带着第六纵队那是真打得好，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。这一手，直接让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大领导，还有其他纵队兄弟都竖起了大拇指。肖永银心里的那点郁闷，也因为胜利来得太快，一下就没了。他指挥的第18旅，虽然主要是拖住敌人的援军，但表现也是杠杠的。而且啊，肖永银和王近山通过这次配合打主攻，两人之间的了解也更进了一步。

没多久，肖永银带着第18旅就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时候，这一仗直接让第六纵队在全军里崭露头角，成了主力军。事情发生在1946年8月底到9月初那段时间，定陶战役打响了。王近山带着第六纵队，又挑起了大梁，任务艰巨——得在大杨湖那儿跟敌人的整编第3师硬刚到底。

这回，王近山把主要进攻的活儿交给了肖永银和第18旅，还额外把第17旅的一个团划给肖永银来带。在大杨湖那场战斗中，肖永银带着第18旅是拼了命地打，场面真是惊心动魄。为了彻底把敌人干掉，肖永银干脆把小杨湖那边负责看守的两个营也调了过来。做完这个决定，肖永银赶紧给王近山打电话说了一声。王近山一听，立马急了：“要是小杨湖的敌人趁机溜出来，那可咋整……”

王近山话还没讲完，肖永银就在电话里急了，他大声喊道：“我这都火烧眉毛了，顾不上了，我得拼了命把赵锡田的整编第3师给干掉！”王近山自己也是个急脾气，这时也懂了肖永银和第18旅的难处，他被肖永银这股子冲劲给打动了，连忙说：“行，那我再给你加两个团过去。”

就这样，肖永银带着第16旅的两个团也冲进了战场。这时，他手头掌握的队伍已经增加到六个团了。这里得提一句，第六纵队虽然名义上有三个旅九个团，但全部人马加起来还不到两万。换句话说，在大杨湖那场硬仗里，肖永银带着的六个团，实际能战斗的也就一万多人，而他们面对的敌人整编第3师，兵力快有三万了。

肖永银一股脑儿地把六个团都派上了战场，但敌人仗着武器好，还是死命抵抗，战斗打得难解难分。眼瞅着敌人的援军就快杀到了，要是肖永银这会儿还拿不下整编第3师，那之前的努力可就全白费了。肖永银心里头那个急啊，他二话不说，又抄起电话，跟王近山请求多派点人来帮忙。

要干掉敌人的整编第3师，王近山豁出去了，他拿起电话直接跟肖永银说：“行，我再给你加强一个团的兵力！”肖永银一听这话，心里头热乎乎的，他使劲儿咬了咬牙，在电话里坚定地回应：“司令员，要是大杨湖拿不下来，我绝不活着回来见您！”

没过多久，王近山那边派来了一个增援团。可肖永银一看，简直愣住了——这团里竟然只有80个战士。肖永银一下子就想通了，这80个战士已经是王近山能给的最大帮助了。战场上那么残酷，王近山也只能把一个团拆成好几份来用。肖永银没废话，立马就把这80人的团送上了战场。

兵力没法再多了，碰到这种紧急关头，肖永银拿出了“碰到硬茬儿，胆大就能赢”的胆识。他直接上场带着战士们，顶着敌人猛烈的炮火，勇猛冲锋、豁出命去拼杀。最后，经过整整五天的激战，肖永银带着第18旅，在友军的帮忙下，成功打败了敌人的整编第3师，还活捉了他们的师长赵锡田。

经过这次战斗，第六纵队这些年轻人一下子火了，直接升级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部队，也成了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领导的得力干将。从那以后，第六纵队在强渡汝河、襄樊和淮海等大战里，表现都特别出色，战场上赢得了无数的荣誉。

1949年2月份，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，就是那个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变过来的部队，摇身一变成了第二野战军第12军。那时候，肖永银也跟着升了官，成了第12军的副军长还兼着参谋长，给王近山当副手。得提一句，在第六纵队的三个旅长里头，肖永银年纪最小，可也是最先被提拔起来的。这说明啥？王近山对肖永银那是相当看重和欣赏。

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并肩作战后，肖永银和王近山的革命友情变得更加牢固。战场上，无论遇到啥状况，肖永银都始终尊敬王近山，并且坚决支持他，而王近山也对肖永银保持着十足的信任。不过，等战争结束，迎来和平日子后，却因为一件事，让肖永银和王近山之间有了嫌隙。

那时候，有些干部有了婚外感情问题，王近山也包括在内。这事儿没多久就传到了第三兵团司令部，司令部立刻派人过来查清楚具体怎么回事。因为王近山算是“主角”，得避嫌，所以就被安排去川东那边检查工作了，留下第12军军部只有副军长肖永银一个人在那主持大局。

调查小组抵达第12军指挥部后，让肖永银负责召集干部们开个大会，目的是点名批评那些搞婚外情的干部。肖永银呢，他不想让这些干部，特别是军长王近山难堪，所以就一直拖着，找各种理由不开这个会。但是，后来兵团政委谢富治也到了第12军，肖永银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把干部大会给开了。

没错，多亏了肖永银的从中调解，军长王近山在大会上没被扯出来。后来，肖永银又主动出手，把那些跟干部有不正当关系的女子全调离了部队，这才没让事情闹得更大。

肖永银这么做，说白了就是为了教育和保护干部，算是办了件大好事。但王近山呢，那会儿在川东，他错怪了肖永银，以为这事儿是肖永银在背后搞的鬼。王近山的这个误会，让他和肖永银之间原本很深的革命友情，变得有点儿不那么明朗了。

这事完了以后，王近山对肖永银的态度就大不一样了，俩人之间全是按规矩来，私下也没啥多说的。肖永银心里跟明镜似的，知道是哪儿出了岔子，可就是一直没逮着空儿，跟王近山把这事儿给说开。没过多久，肖永银就被安排去南京军事学院进修了，这样一来，他和王近山碰面的机会就更少了。

1951年3月份左右，第12军被调到了志愿军第三兵团，然后接到命令要去朝鲜打仗。但奇怪的是，第12军的第一副军长还兼着参谋长职位的肖永银，却一直没收到任何消息。肖永银心里挺不是滋味的，他琢磨着王近山可能是把自己给“漏”了，现在既没有机会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和王近山解释清楚这个误会。

某天，肖永银心情挺郁闷，就去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家。一进门，看到刘伯承，肖永银心里一酸，就开始倒苦水：“老领导，听说第12军要去朝鲜了，我这是一点风声都没收到啊。跟王近山同志那点事儿，我本来是想大事化小、小事化无的，可这疙瘩就是解不开……”

刘伯承瞅着肖永银，慢慢开导他说：“你和王近山那档子事，我心里有数，你吃了不少亏。”

肖永银一听刘伯承的话，眼眶都湿润了，他赶紧从兜里翻出一份报告，着急地说：“老领导，12军要去朝鲜打仗，我必须得去，您得批了我的报告。等我从朝鲜战场回来，再继续学业，您看这样可以不？”

刘伯承接过了肖永银递来的报告，他拿起笔，嗖嗖两下，在上面批复了简短的两个字：“批准！”

肖永银告别了南京军事学院，直接去了第12军那边报道。让他心里美滋滋的是，这回不仅能参与抗美援朝的任务，还能和王近山一起打仗。这意味着，他有机会解开和王近山之间的那些误会。

不过，在朝鲜战场上头，王近山对待肖永银还是保持着那种一本正经、公事公办的样子，这让肖永银心里头直犯嘀咕。那时候，肖永银有好多次都琢磨着跟王近山好好聊聊心里话，可一想到王近山的性子，他又不知道咋张这个口了。

没过多久，王近山接到命令得回国了，志愿军第三兵团打算搞个简单送别会。在送别会上，肖永银瞅准时机，端着杯酒就走到王近山跟前，开口说：“老王啊，我是来给你道别的。打心底里，我一直把你当老领导。感觉这几年咱俩聊得少了，啥原因我心里有数。我肖永银是个啥样的人，老王你心里最清楚……”

聊到这儿，肖永银眼眶都湿润了，他突然抬起胳膊，咕咚一声把整杯酒都干了。在座的人心里都明白肖永银和王近山之间的那点疙瘩，瞧着这场景，大伙儿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。

这时候，王近山开怀大笑，随后他环顾四周，轻松地说道：“咱们之间啥事儿没有，都是老战友了，不都是为了革命，为了干好工作嘛！”

肖永银没再多言，他扯了扯身上的军装，给王近山回了个标准的军礼。接着，肖永银头也不回地走了，离开了那场欢送会。

大家都说，误会总能解开，就是有时候抹不开面子去说清楚。可能啊，在那个欢送会上，王近山就是因为抹不开面子，结果他和肖永银就错过了一个把误会说清楚的好机会。没多久，王近山就从朝鲜回来了，他先是在山东军区当上了副司令员，后来又代理司令员，还去过北京军区当副司令员，公安部副部长这些大官儿也做过。到了1955年，他还被评上了中将军衔呢。

送完别后，王近山和肖永银可能压根没想过，他们再次碰头已经是十几年后的事儿了。到了1964年，王近山和老相好又搅和到了一起，结果闹得离了婚，军衔一下就被削成了大校，职位也滑到了黄泛区某个农场，当了个副厂长。那时候他过得是真难，倒霉的是，后来他还成了农场里常被点名批评的人。

1968年春天那会儿，农场为了找些所谓的“把柄”，特地派了俩人来南京，直接找上了肖永银的家门。这事儿就是咱们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情况。肖永银一听老上级王近山现在的处境，心里头那叫一个不是滋味，酸溜溜的。想想之前在朝鲜的那段日子，再看看现在，真是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。以前那个威风凛凛的王近山将军，现在却在偏远乡村里拿着锄头种地。这让肖永银心里头更不是滋味了，他从心底里为王近山感到憋屈，可又没啥好办法能帮上忙。

没多久，王近山在报纸上瞅见一篇文章，标题挺吸引人——《跟南京军区装甲兵头儿肖永银聊了聊》。说起来也巧，肖永银送走了从河南来的那些“贵客”后，人家回去就动笔写了这篇报道，里面讲的都是跟肖永银面对面聊的真话。

王近山瞅着报纸上那个熟透的名字，心里头跟开了锅似的，翻腾个不停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憋着的那些情感，此刻再也憋不住了。“我肖永银是块什么料，老首长你心里有数。”肖永银在送别会上那话，就在王近山耳边不停地转，让他一遍又一遍地想起了以前那战火纷飞的年月，想起了大杨湖那一仗，想起了肖永银那会儿说的，“不打掉整编第3师，我就不回来了”。

没过多久，王近山就叫二娃子王岩去南京找肖永银。王岩一见到肖永银，就先替老爹王近山向肖永银道了声谢，接着就说了：“肖伯伯，我有俩事儿想请您搭把手。一个是吧，我自己呢，想去当兵；再一个就是，关于我爸那事儿，看能不能往上头说说，再给重新琢磨琢磨。”

肖永银立马回应道：“当兵这事儿不难，我能给你想办法搞定。”说到王岩提的另一件事，肖永银稍微想了想，很诚恳地说：“你回去后，帮我给你爸捎三句话。第一句，帮我问候他。第二句，让他这段时间老实点，别乱来。第三句，他的问题组织上已经定了，要解决还得靠组织，时机到了，直接写信给毛主席。”

说到给毛主席写信要说啥，肖永银反复强调了几点：“首先，要是自己真犯了错，那就得老老实实检讨；其次，要是自己没那回事儿，那就得把事儿说明白；再者，我也想说说自己的打算，我这年纪还不算老，还想再干点活儿，希望能得到组织批准，让我回部队继续发挥作用。九大眼看就要开了，这可是个好时机，信可以拜托许世友司令员亲自交给毛主席。”

王岩要离开南京那会儿，肖永银特地提醒他：“别忘了，到家后让你老爸给毛主席写封信啊！”

没过多久，王岩就回到了农场，把肖永银跟他说的那些话，一字不差地传达给了老爸王近山。王近山一听肖永银那些考虑周全的建议，心里头一热，眼眶子立马就湿了。没多久，王近山就照着肖永银的点子，动手写了三封内容完全一样的信。其中一封是写给肖永银的，一封是寄给许世友的，还有一封则是打算送给毛主席的。

没过多久，王近山写的三封信就落到了肖永银手上。肖永银揣着信，直接去找许世友，说：“许司令，王近山给你寄了封信，还有一封是给毛主席的。你这次去北京开九大会议，能不能顺道把信亲手交给毛主席？”

许世友一下子就懂了肖永银的意图，他回应道：“行，我直接把这封信带给毛主席，努力把王近山那事儿给彻底摆平！”

1969年4月份，九大在北京热热闹闹地开起来了，许世友呢，他作为南京军区的代表，也去参加了。会议休息的时候，许世友揣着王近山给他的信，就走到了毛主席跟前。他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主席啊，有这么几个人，以前打仗那是一把好手，可现在生活过得挺不容易的。您看，能不能，让他们再出山带带队伍呢？”

毛主席稍微怔了一下，接着便问：“你提的是哪位呀？”

许世友说：“就拿王近山来说吧，他确实是犯了错，但惩罚是不是有点过了？我觉得，还是让他重回工作岗位比较好。”话音一落，许世友就把王近山写的信递给了毛主席。

毛主席一下子就懂了，许世友这是在给王近山说好话呢。于是，他拿起信仔细瞧了瞧，没一会儿，就笑着开口了：“这事儿能办，但要是真把他放了，哪个军区肯收留他呢？”

许世友心里头一乐，马上接口：“咱们军区要了！”

转眼间，王近山的事儿有了大变化。1969年7月份，王近山手里拿到了新调令，让他去南京军区上任，当上了军区的副参谋长。而且，调令里还白纸黑字写着，要恢复他副兵团级干部的待遇。王近山一看这调令，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不过，他最感激的还是肖永银、许世友这些人！

没过多久，王近山一家子就从河南搭火车奔南京去了。肖永银、尤太忠、吴仕宏一听这消息，乐坏了，立马约定一块儿去火车站接他们的老上司王近山。伴随着火车轰隆隆的响声，王近山乘坐的那趟车缓缓进站。肖永银、尤太忠、吴仕宏三人赶忙冲上前去，朝着王近山挥手打招呼。

王近山刚下火车，一眼就瞅见了多年未见的肖永银。他赶紧上前，拉着肖永银的手就说：“以前啊，我冤枉你了，那都是我的错……”

肖永银听完之后，瞅了瞅王近山那泛白的头发和疲惫的眼神，眼眶立马就湿润了。他赶紧扶住王近山，开口说：“老首长，那些陈年旧事，咱们就别再提了。在我心里，您永远都是我敬重的老首长！”肖永银这话一出，站在一旁的尤太忠和吴仕宏也忍不住擦拭起了眼角。

后来几年，王近山和肖永银又搭档干事儿了。不过这次换了个位置，以前王近山是肖永银的老上级，现在肖永银成了王近山的头儿。为啥呢？因为肖永银升官了，先是被提为南京军区的参谋长，后来又兼任了副司令员和参谋长。

工作中，王近山和肖永银虽然职位有差别，但关系特别好。在大家面前，王近山总叫肖永银“肖副司令”，私下里呢，肖永银还是管王近山叫“老领导”。因为在肖永银心里，王近山永远都是第六纵队的司令，第12军的军长，是他的老上司、老大哥。

1975年的时候，因为工作需要，肖永银被调去了成都军区，当上了副司令员。在南京军区给他办的送别会上，王近山想起了之前在朝鲜战场上送别的场景，心里头真是五味杂陈，特别激动。他拿起一杯酒，走到肖永银跟前，说：“肖副司令，咱俩干一杯！”

一看到老上司王近山走过来给自己倒酒，肖永银立马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他带着点不舍的情绪说：“老王啊，等我走了，你可得好好照顾自己啊……”话没说完，肖永银和王近山的眼眶都湿润了。接着，两人酒杯一碰，一口气就干掉了杯里的酒。奇怪的是，喝完这杯酒，肖永银和王近山竟然都看着对方笑了起来。

之后，肖永银和王近山虽然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了，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并没因为不常见面就少了。肖永银老给王近山打电话，跟他说说自己的工作咋样，还给他送上祝福。王近山呢，也经常给肖永银打电话，俩人一起回忆当年在战场上经历的那些事儿。

1978年开头那会儿，肖永银又被调到了武汉军区，当上了副司令员。没干多久，他就收到了一个坏消息：王近山同志在1978年5月10日，因为生病，在南京走了。肖永银心里头特别难过，他赶紧请了假，开着车就从武汉奔南京去了。到了南京，一看到王近山那已经没有温度的身体，肖永银心里头那个痛啊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

没过多久，南京军区司令聂凤智为了王近山追悼会的事儿头疼上了，主要是觉得给王近山写悼词挺棘手的。但看到肖永银后，他一下就有了办法。聂凤智直接跟肖永银说：“老肖啊，你跟王近山熟，这悼词你来写最合适了！”

肖永银一听，立马就答应了这个任务，他觉得这既是荣耀也是挑战，想给王近山最后再出把力。不过，给王近山写悼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，特别是写到“南京军区副参谋长”这个头衔时，肖永银心里头那个憋屈啊，直接把笔一扔，不写了。他觉得，王近山这一辈子轰轰烈烈的，怎么最后用个“南京军区副参谋长”来概括呢，真是太不匹配了。

幸运的是，多亏了邓小平的亲自关心，王近山的悼词上，“南京军区副参谋长”这个头衔被改为了“南京军区顾问”。就在王近山离世后的第二天，组织很快就发来了一份任命文件。文件内容说：“正式任命原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，他的丧事将按照大军区领导的规格来办理。”

看到那份任命书，肖永银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眼泪都止不住地流。对他而言，这迟来的任命书，总算是给老领导王近山有了个圆满的答复。到了2002年4月29日，肖永银因为生病，在南京走了，那时候他85岁。咱们得向那些革命先烈们敬礼，也为他们那份深厚的革命感情敬礼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