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的建立，在历史的记载中，无论是正史还是演义，都有许多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表明，李世民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刚开始时，李渊深知自己无法独立平定乱局，因此急需依赖“战神”李世民来完成这一艰巨任务。为了激励李世民，李渊不断给予他更多的封赏，李世民的官职也随之水涨船高。那么，当李世民还是秦王时，他究竟有多高的官职呢？

在玄武门之变之前，李世民的官职可谓权力无边：

天策上将、秦王、上柱国、太尉、司徒、尚书令、雍州牧、左右武侯大将军、陕东道大行台、益州道行台尚书令、凉州总管等。这些官职从侧面展现了李世民的尊贵地位，几乎在所有的王公之上。正因为如此，李世民的权力不仅让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感受到巨大的压力，连李渊也开始感到恐惧。即使他是李世民的亲生父亲，也不得不时刻警觉。

那么，这些官职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呢？我们逐一来看：

天策上将，这一职务虽为虚职，但位高于亲王，而秦王是所有诸王之首。更重要的是，天策上将赋予了李世民开府的权力，这意味着他有了组建自己完全独立行政班子的能力。秦王府的深厚底蕴，从房谋杜断和长孙无忌等一代名相的参与可见一斑。

上柱国，这是唐初军功的最高荣誉之一，相当于十二传的军功，李世民是当时的特级战斗英雄，堪称全国的军事精英。

太尉，这是三公之首，负责全国的军事领导，可以说李世民的职位相当于全国军事总指挥。

司徒，这个职务主掌全国的教育，堪比大唐的“教育部长”。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源泉，因此这个职位的权力与影响力极大。

尚书令，负责管理全国的政务和财务，等同于大唐的内政部长。

左右武侯大将军，这是负责首都京都的护卫，实际上就是最高的安全负责人。

陕东道大行台，这个职务的范围涉及到黄河以东的地区，包括洛阳，可以说是洛阳地区的军事和行政最高长官。

益州道行台尚书令，李世民控制四川和成都的行政军事实权，相当于成都的军区总指挥。

雍州牧，这个职务负责长安的行政事务，而长安又是唐朝的都城，李渊把李世民留在长安，以便对他进行有效的监督。

凉州总管，这是唐朝设立的新职务，负责管辖甘肃及其周边十四个州，权力涉及面广。

从这些官职来看，李世民的权力几乎涉及到大唐政权的所有重要领域。如此巨大的权力，使得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产生了强烈的不安感，而李渊自然也不能视而不见。父亲李渊与儿子李世民的关系逐渐变得微妙，李渊虽然是帝王，但面对李世民这位权倾一时的重臣，也不得不时刻警觉。李世民的强大力量，已经让李渊觉得，若继续纵容下去，自己和太子的位置随时可能不保。

为了压制李世民的势力，李渊不得不采取措施，而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莫过于刘文静被杀案。刘文静是李世民的重要谋士，也是开国功臣之一，他和李世民有着深厚的友情与合作。然而，李渊并没有因刘文静的贡献而手下留情。李世民曾极力求情，但李渊却铁了心要将刘文静处死。这一事件不仅仅是为了清算刘文静的小过错，更是向李世民发出的政治信号：李渊并不打算将皇位交给他，哪怕他已拥有极大的权力。杀掉刘文静，就是要削弱李世民的支持力量，保持太子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平衡。

然而，李世民并没有因此气馁，反而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。他意识到，若要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刘文静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夺取更大的权力，甚至是皇位。刘文静被杀之后，李世民开始更为明确地意识到，在宫廷的权力斗争中，只有站在最高的位置，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。此时，李世民的权力欲望愈发强烈，而一系列的政治斗争，也让他更加坚信，只有通过夺取皇位才能确保自己的未来。

接着，又发生了杨文干事件。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再度公开化，双方的斗争开始白热化。李建成在杨文干事件中的反应，让李世民更加明确了自己必须采取行动的决心。在这场斗争中，李世民不仅借机加强了自己的阵营，还逐步压制了太子派的力量。甚至当李元吉请求调动李世民的武将时，李世民意识到，自己和太子派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。

当李渊听闻异象——太白金星横贯，并得知有可能代表李世民会登上大位时，他开始感到更加不安。在此关键时刻，李世民决定采取行动，他向李渊举报李建成与李元吉“淫乱后宫”的罪行，以此来激怒李渊，并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话语权。李建成本以为只要再次以慈父形象出现，就能化解这场危机，然而，他错估了李世民的决心。

最终，在玄武门之变的那一夜，李世民发动了致命一击，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，彻底控制了皇帝李渊。经过这场血腥的政治斗争，李世民顺利登上了皇位，成为唐朝的第二任皇帝。此后，李世民以唐太宗之名登基，开启了大唐帝国的盛世篇章。